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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淮海战役支前工作的回忆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率:820 更新时间:2015-06-17 10:38

 

邱光

 

一、淮海战役打响了

1948年夏天,我离开南昌国立中正大学,回到苏南,经地下党组织介绍,渡江到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由华中工委分配到华中行政办事处(以下简称华办)教育处工作。

11月初,在华办机关里忽然传出了一个风声:又要“跑反”了。所谓“跑反”,就是反动派来进攻,我们非武装的机关人员得跑,得走。这次是传说国民党的狠将黄伯韬要来“扫荡”。传说过后不久,华办机关果然起身移动,没有什么动员,气氛并不紧张。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要移动,向哪里移动,也不便问,跟着走就是了。这次是从射阳(合德镇)一直向西,连接走了三天,穿过射阳河,到达阜宁县陈集乡才停下来。

一天,终于得知淮海战役已经打响,华办不但在往前方靠,而且要抽调人员去前方做支前工作,教育处的陶白同志即在抽调之列。我在机关里早已闲得难受,连忙向陶主任提出,我也要上前方。他倒也没有拒绝,想了一下说:“这要经上级审批”,让我马上写个申请,晚饭后便跟华办各单位的人一起乘卡车出发。

太阳出来时,卡车开到一条河边停下来,那儿正在架桥。涟水县教育科长丁耀五挎着个挂包,正在监工。他们似乎不打算打桥桩,而是把三尺见方身围的大树,截成半尺来厚的片子,再把它一片一片从河底往上堆起来,高度已经接近河埂,很快就可以搭桥板了。后来卡车经便桥(一条临时筑起来的水坝)过了河。中午到达泗阳县众兴镇,傍晚到宿迁住下,这里离陈集约300里,卡车比步行快多了。

但由宿迁再往西,公路尚未修好,还得步行。走了一天,到达前天刚解放的睢宁。从墙上红红绿绿的号外上看到,国民党军长孙良诚已经投降。听说他曾想捞个起义之名,我军没有同意。还听说那曾经不可一世的黄伯韬兵团10多万人已于1122日在睢宁正北的邳州碾庄被华东野战军歼灭。

二、华中支前司令部

过了睢宁,抬起脚便进了安徽,沿着宿县、灵璧交界的那一带再往西,终于和从另一条路走过来的华办首长们汇合了。那时已有电台跟着首长行动,每到一地歇夜,立即绑上竹竿,有一天忽见一架敌机飞过去,兜了一圈,又来到我们头顶上飞过。有人揣测,恐怕敌机已发现了我们的竹竿和天线,会知道这庄子里有个不小的单位,第二天天没亮,我们就吃好早饭提早开拔了。

从睢宁出来走了几天,在宿州附近一个叫杨圩子的大村庄停了下来,不再行军了。在杨圩子住下后,我从文件上得知,我们单位的正式名称叫华中支前司令部(以下简称华支)。司令是华办副主任贺希明,副司令是六分区以前的专员吕镇中,政委是华办名义上的主任,实际上早已调任江淮区任党委书记的曹荻秋,副政委是华办民政处处长李干成(李源潮的父亲)。华支主管华中二、三分区(在皖北),五、六分区(在苏北),共四个分区的支前任务,主要是调运粮食、伤员,调配民工、担架。华支下设参谋处和政治部,政治部部长由吕镇中兼,副部长是陶白。政治部下设组织科,科长王亚东;宣传科,科长由陶白兼,我是科员之一。

这时我观察到,共产党员的组织观念确实强。像王亚东本是和陶白一样的团级干部,但现在陶已经提升为副师级,成了他的上级。王亚东处处注意,绝对尊重陶副部长的领导,从未流露出一点我曾和你平级的样子来。

三、积极主动,努力工作

我虽是华支宣传科的干部,但一开始出《支前报》,别人在忙着写稿、编辑、刻钢板、油印,我却插不上手,简直无所事事。那时我华东野战军追击121日从徐州乘汽车出逃的杜聿明集团时,会一天强行军140多里,军粮供应赶不上,所以后方支前运粮的任务十分紧张。华支不但要管二、三、五、六这四个分区粮食和民工的调配,而且本身也要直接做一部分粮食的接收和发放工作。负责直接收发粮食的是一位姓卢的秘书,他每天在磅秤边忙得不可开交,而我没有在宣传科接到什么任务,便主动跑过去帮忙过磅,后来习以为常,只要饭碗一放,我便会过去过磅。那时就是这样,成天想着为革命出力,闲着就难受,能干点什么就很高兴,更不会想靠干活得到什么好处。

后来,宣传科终于有任务派给我了。为了鼓励支前民工的积极性,华中支前司令部决定制作一批奖旗,奖给被评上先进、模范的民工连队。陶部长把奖旗上的大字写好后,派我去宿州城里,找店家按规定式样做成奖旗。

这天早饭后,我步行15里,即将进入市区时,便先后听到空袭警报、紧急警报,市民纷纷由市内向四郊疏散。我为了完成任务,当然不会考虑向郊外倒退,而只管向市区前进。后来终于在大街上找到了一家能做旗帜的裁缝铺子,但这店铺里的人都已疏散下乡,要到傍晚才回城营业。而且我了解到这是战时市民躲避空袭灾难的老规矩,每天都是这样。事情很明显,如果我今天退回杨圩子,明天再来,还是找不到裁缝店的人,办不成事,不如留在城里,坚持到傍晚,等裁缝回来把生意谈妥。

就在我这样盘算的时候,敌机开始扫射机关枪了,扔炸弹了,街上的人向一所房屋里面的防空洞跑,我也跟了进去。从防空来说,这里似乎比较安全,但这房屋和防空洞的主人是谁,我不知道。特别是当时躲进防空洞的人,只有我一个人穿着军装,另外还有穿便衣的三四个人,这些人是谁,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全部知道。和这些人在一起,心里很不安,但也没什么好办法。所以等炸弹声、机关枪声一停,稍过一会儿,我便赶快离开防空洞,退到有人走动的大街上。到了傍晚,上午疏散下乡的市民陆续回来,终于等到了裁缝店老板,交代了定制彩旗的质料、样式和数量,商定了价格和提货时间,付了定金,一切都谈妥了我才起身回司令部。

四、坚持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

在淮海战役中,我曾离开华支出差,调查支前民工的各种状况。我首先到了五分区支前办事处驻地,见到了专员驼明。他介绍了五分区支前民工的一般情况后,又介绍我前往五分区下属的两个县的民工总队部。那时负责支前工作、带领民工在前方的,都是各级行政的负责人,而且这些县总队部、区大队部、乡中队部,就设在他们所带的民工们住的房子里。县长、区长、乡长每天和民工们生活在一起,天天见面。

我把了解到的民工生活与思想状况、伤病、开小差、减员等情况,写信向陶部长汇报。不久就收到回信,他鼓励我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情况,但也说起近来粮食供应紧张,华中支前司令部也在吃高粱了,有些南方同志解大便出现困难,并说你在有大米供应的地方就吃点大米吧。我想这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才知道能吃上大米多么不容易。

当时县区支前总队、大队,也在民工中做宣传教育工作,巩固民工队伍。我曾参加过一个区大队的诉苦会,民工纷纷诉说蒋军进攻时遭受的种种苦难。诉苦会帮助民工进一步认识到,解放战争实际上也是共产党领导农民反击地主恶霸反攻倒算的一场斗争,有力地驳斥了特务反动传单中说什么“国共之争与农民无关”的鬼话。农民要想过好日子,一定要打败蒋匪军。大家情绪激动,高喊“把蒋匪赶到江南去”的口号,场面相当热烈。

回到华支后,我曾向陶部长提起这次诉苦会。他说这次诉苦会,对提醒民工不忘蒋军的种种罪恶,增强支前斗志,是有益的。但淮海战役的目标,是要全歼蒋军主力于江北,但诉苦会上民工喊出的口号“把蒋匪赶到江南去”,却不符合我军的作战目标,反而有点符合被围蒋军企图突围南逃的目标。他强调,两个口号,代表两种思想。“全歼蒋军主力于江北”,是立足于人民全局和长远利益的无产阶级思想。“把蒋匪赶到江南去”,是立足于农民局部和一时利益的农民思想。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不能迁就农民思想。这件事不但提醒我要严格区分无产阶级思想和农民思想,而且使我对在射阳学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总方针中为什么要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有了新的、具体的领会。

五、总攻前后

1215,我军歼灭被包围在宿州双堆集地区的蒋军黄维兵团12万余人后,部队进行休整,对杜聿明集团围而不歼,暂时不打。这时我们的支前工作已经有条不紊,前线粮食供应十分充裕。粮食不但保障了我军的伙食,而且也可以看成是我们瓦解敌军的一种武器。我们从战地的各种报道中得知,被围困的敌军在天寒地冻中没有饭吃,更加怕冷,他们把驻地一切能烧的东西都弄来烤火,连房屋都拆了个精光。为了争夺蒋介石空投下来的那点粮食,蒋军内部天天在打仗,天天在枪杀自己人。我军司务长则专拣较高的地方烧饭,尽量让饭香、菜香能顺风飘到蒋军阵地上去。高处的喇叭不断广播,请蒋军官兵到我们这边来吃饭。夜间则高挂红灯,表明我军收容蒋军的地点。不论白天黑夜凡蒋军官兵只要一逃进我方控制地区,第一件事便是招待他们吃饭。那时曾有战士说,手里有一个馒头,就能吸引一个蒋军愿意来当俘虏。所以尽管围而不歼,我军不放一枪一炮,每天仍有敌军官兵偷偷逃过来投诚,敌军在不断削弱、瓦解中。

听到这则消息,我当然高兴,但在我心底,还是觉得这休整的天数实在太长,这围而不打要拖到哪一天呢?究竟什么时候才动手打呢?我这样的一般干部,当然不会懂得这次休整长达20天不只是从淮海前线的需要考虑,而且是中央军委为配合平津战役包围傅作义集团而作出的重大部署。好不容易熬到了194916日,我军终于对杜聿明集团发动总攻,于110日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30万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民工回家过年已经不成问题。我心底的一片乌云一扫而空,只觉得天空特别明朗,太阳特别温暖。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支前任务已经完成,华支人员也都动身回苏北。但司令部叫我和唐椿两人再在皖北留一个星期,到两个村庄去调查一下新解放区的乡、保、甲长在奉命征收公粮时,有没有加重劳苦农民负担的违法行为。

做调查少不了访贫问苦,但这工作却不大好做。一是这里解放不久,群众还没有分清敌我。我曾碰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农民,看见敌机飞来,还称它是“俺家的飞机”;另一方面,他们并不把我们看作亲人,不那么乐意对我们讲心里话。二是群众还有顾虑。一些贫苦农民看到我们从前门进,他就从后门溜走了,不愿和我们交谈。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耐下心来,在两个庄子转悠,不断地找农民了解实情,不过并没有发现什么触目惊心的案件。调查结束,我们也启程回苏北了。

六、回华中教育

194811月我在阜宁时,从前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淮阴还被蒋军占据着。19491月,淮阴早已解放,我华中党政机关已经迁到淮阴,而且淮阴和徐州的公路也已通车。所以我们便从宿州先乘火车向北到徐州,再从徐州乘汽车折往东南到淮阴。在徐州招待所住下时,见许多窗子都没有玻璃。这徐州城内并没有发生过战斗,玻璃大约是让蒋军飞机扔炸弹震坏的。我们那时毕竟年轻,在那严寒的一月份,哪怕窗子没有玻璃,照样睡得舒舒服服。

一到淮阴,见华中教育处已调来不少干部,像杨违依、程剑鸣等级别都比我高,但他们特地把向南装满玻璃窗、最暖和的一个小间让出来给我住。这是优待前方回来同志的一个做法,但我总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我华中解放区军民很快便又转入“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斗争。

(作者简介:邱光,男,192612月生,我校离休干部)